終於可以喊出我的心聲了!

郭 武 雄
32年次
捷運工人
頸椎第七節受傷 不堪久站

  我是郭武雄,民國三十二年出生在台北縣的萬里。台灣四十年來的經濟奇蹟,對有些人來說,是美好的、富足的、可以向全世界炫耀的;但是,以一個伴隨台灣經濟成長的台灣工人來說,我的境遇卻是灰色的、不為人知的;甚至,賠上了我一生的健康做為辛勤工作的代價。
  民國八十年九月,在胞弟的介紹下,我進入竹和土木營造公司工作。原先,我在北二高深坑段工作;八十二年七月,我被公司調到台北捷運新店線地下化的工地。這裡,也是我「受害」的地方。
  這個「地下」,大概有十六公尺深,若以一般住宅挑高三公尺來計算,它足足有五層樓深!平常出入,都靠著一支像消防隊用的旋轉樓梯,窄窄的,坡度很大。我和我的夥伴們的工作,就是在這十六公尺深的地下,挖出一條讓捷運通行的隧道;而我的職務,則是擔任挖土機的指揮。
  羅斯福路靠近公館這一帶的地質,蘊藏著十分豐富的地下水;為了不使開挖時地下水滲入坑道內,影響工程進行,坑道內必須「加壓」,因此,我們要進入開挖現場前,都要進入「壓力艙」加壓,才能適應坑道內的壓力,收工時再減壓。可是,兩個月後,我覺得全身關節開始疼痛,痛的地方還會跑來跑去。後來聽醫生說,這就是「潛水夫病」,在我們的血液中,存在著一些氮氣小泡泡,這些泡泡流到哪裡就痛到哪裡,若拖久了骨頭還會變黑壞死,病因應是減壓過程出了問題。奇怪的是,我們這一班都有按照加壓、減壓三十分鐘的標準來做,怎麼還會這樣?
  像這種「國家重大工程」,一般都是採取「三班制」─凌晨零點到早上八點、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、下午四點到夜間十二點。原來公司是說一星期換一次班,但是這樣對一個人的生活習慣影響實在太大了,在工作同仁們力爭之下,才改為一個月輪調一次。
  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,那一天我上大夜班,為了指揮挖土機,我在坑道內第二層(坑道內分兩層,第一層工作,第二層指揮)爬行,在爬到挖土機附近時,它原本高舉著的怪手突然倒下,怪手的第二節撐臂正好就落在我的背上,受到這樣的重擊我滾到了約三公尺下、也就是挖土機所在的第一層,在摔下的同時,同時感覺到背脊和胸口無比的疼痛,夥伴們見狀紛紛趕上前來探視,有人說用機器把我吊上去比較快,但我一想若是那台機器也像挖土機一樣故障了,從十幾公尺高的地方再摔一次一定沒命;也有人建議用擔架順著樓梯扛上去,但是樓梯又窄又陡,擔架會卡到,根本沒法用;最後,我只好忍著疼痛不堪的身軀,以走三步休息一會兒的方式,在夥伴前拖後推的情況下,咬著牙從地下五層樓左右的深度緩緩爬回地平面。由於胞弟與我同做這一班,便由他開車就近把我送到三軍總醫院急診處。
  經過了X光、電腦斷層掃描之後,醫生告訴躺在病床上的我,右前胸的第三、四根肋骨骨折,可能壓迫到肺臟內積血;頸椎的第七節,則被怪手敲凹了進去。「可能要休養好一陣子了」,我那時這麼想;可是,再過一個月就要過年了,下個月「一定」沒有收入,這個年,可能要過得清淡些了。
  隔天,我太太向她工作的電子裝配廠請了幾天假,以便在醫院照顧我。這一天,公司派人帶了三千元慰問金和一盒水果前來探望。八十四年元月六日,我出院了,醫生囑咐千萬不能從事粗重的工作。不用他說我也知道,連在椅子上坐久了都會背痛。我的確需要休養好一陣子。元月十日,公司又派人來我家送了三萬元慰問金。可是,年節快到了,這三萬元連過個好年都不太夠,於是,我主動開口向公司商借十五萬元,以做日常生活開銷,以後上班後每月再從薪水中扣一部份還給他們;但是,公司並未答應。
  三月份,經由胞弟在長春貨櫃工會的朋友介紹,來到工傷協會,認識當時的會務人員常建國。經由他的解說,我才知道,原來《勞基法》有規定,像我這樣的工傷者在醫療期間不能工作,而且,老闆還要給我原本每月的工資作補償。直到這一天,我才知道原來受傷在家老闆還是要付我工錢,而且,一毛也不能少。我的工錢每天是二千七百元,從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今年三月二十日共計三個月,老闆應該要付我二十四萬,可是,從去年受傷到現在,公司才給我三萬三的「慰問金」,一股被竹和營造愚弄、欺騙而產生出的憤怒之火,在我的胸中熊熊升起。我非常生氣,因不懂法律被公司騙;也同時了解,法律對一個工人的生存,有多麼重要。
  四月,常建國和我一起去北市勞工局和竹和進行調解,爭取那一份我「該領而未領」的工錢。縱使勞基法上說的很明白「僱主應按原領工資補償」,但是公司一口咬定我沒回去工作,不能拿原來的工資。最後妥協的結果,以每天工資二千一百元達成協議,每月可領六萬三千元,暫先拿到四月二十日。這時我才明白,原來,台灣的法律是可以「討價還價」、「打折」的,吃虧的一方,則似乎都是我們賣命工作、流血流汗的工人。
  五月,常建國因為要寫碩士論文離開工傷協會,而由顧玉玲小姐接手,我的案子,這時也由她來接。這個月,竹和又沒付我工資,顧玉玲和我乾脆直接去找老闆,他才不甘不願的給我。而這裡,最讓我氣不過的,是竹和的謝會計小姐。她常欺侮我們這些不懂法律的工人,又常擺出一付忠心為主的姿態來教訓我們,尤其在我工傷這一段時間。就在這一次去公司找老闆時,她又教訓我說,「你這個強壯的大男人怎麼受一點傷就不來上班?前陣子我開刀,休息兩天就來上班了!」、「你怎麼這麼懶?」。我的傷,不像許多遭電擊、捲傷的工傷者在外觀上就可辨認,但是看不到,並不代表沒有受傷。謝小姐不體諒勞動者的辛勞,反而甘願成為資方打手,真是令人感到無比憤愾。
  六月,公司又沒付我工資,這次,他們打算以十五萬和解,換句話說,就是希望我「趕快從他們面前消失」,藉以逃避竹和該對我負的責任。就在這個時候,竹和把我們那一批同事解雇,理由是「工程已經完畢」。我們這十幾個人,在竹和少則半年、多則五年,當初到這邊工作老闆也沒跟我們說明工程期限,都是由公司調動四處做工的。我們絕對不是臨時工,老闆要解僱也應該發給我們資遣費。可是,台灣的頭家,就是看準了工人不懂法律,所以一天到晚對工人黑白講,倒楣的永遠是我們。
  七月一日,公司發出存證信函,說我「曠職」,要開除我。於是,連同前陣子一起被解雇的同事,在顧小姐的陪同下,我們去北市勞工局調解,但是沒有任何結果。
  八月十六日,我們這一群遭竹和解雇的工人,由顧小姐陪同下,浩浩蕩蕩的前往勞委會抗議。而勞委會給我們唯一的答覆,卻是「地方政府有能力處理此案」,因此,我們又被退回北市勞工局。這是我第一次走上街頭抗議的道路。有人問我,緊不緊張?害不害怕?我可以這麼說,我們只是在爭取我們該拿的,事實上,我還覺得很快樂,終於把自己的心聲喊了出來。
  九月,我和被解雇的同事們再度前往北市勞工局接受調解。我自己職災的案子,在這次以五十七萬和解。這也是非常不得已的選擇,如果不接受,法院上訴沒有兩三年是沒結果的。它們公司有錢、有人可以耗,我們有本錢跟它拖嗎?我的案子到這一天算是全部了結了─即使是充滿了不平之氣。而我那群被解雇同事們的資遣費,還是沒有著落。竹和只願付給每位員工三千元「意思一下」。到今天,竹和早就脫產得清潔溜溜了,縱使這件案子已經進入司法程序,但在有漏洞的法律和執法不力的政府雙重殘害下,他們要拿到資遣費的機率,是愈來愈小了。
  今年,我已經是個五十三歲的人了,再找工作,老闆可能嫌我年紀太大,況且,我還有傷在身上,更是不易。一家五口,雖然都有工作,但是因為我的職災,不僅少了一份收入,而且,因傷所帶來的額外重大開支,以及愈來愈貴的物價,更是加重了家裡經濟的擔子。
  我和我竹和的那一群朋友,賣命做工,做到得了潛水夫病,全身痠痛,也沒見老闆表示過什麼,反而在事後拍拍屁股,一走了之;政府更沒良心,「要我們信任他」的結果,就是老闆脫產,工人備受欺凌而且什麼也得不到。唉,台灣工人的處境,到底要到哪一天才會改變?那些做官的心中,到底哪一天,才會在除了投票時,還有我們的存在?


採訪整理:倪世傑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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